就二进制本身来说，当时也没有显示出什么重要性。
故而，也不能认为《周易》不能为当代学术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启发。物不可以终尽，剥穷上反下，故受之以《复》。
比者，亲附之象，乃亦有险焉。但是，莱布尼兹同样念念不忘向中国皇帝康熙传教的使命： 回到只使用0和1的二元演算。惟在读者细心体会之耳。内《说卦》中、下二篇污坏，不可复识，《十翼》遂亡其二，后人以《序卦》、《杂卦》足之。《易》学的象术和义理相互发明，同归而殊途，可以区别，而不可以割裂，在卦序的研究中，尤其如此。
二进制的重要性只是到了20世纪控制论和信息论出现以后才显示出来。众必有所比，故受之以《比》。守正即深具价值规范、引导功能，符合科学人文化方向。
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科学家斯佩里认为，右脑记忆量是左脑100万倍。把一切都习惯于比类阴阳五行及其变化关系，制约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深度发展。研究信息这种实在，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弄清思想和大脑、精神和物质的相互关系。就是说，人的大脑90%以上没有得到开发利用。
[23]关于第三层物质（信息或气）向第二层物质（能）、第一层物质（质）的转化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实验，比如第三层物质的生磁生能以及打破量子分布统计的实验，还有向农业延伸的对比实验（均属于第三层物质的存在性验证，且有向生产力转化之趋向）。1955年，获得诺贝尔奖的52位世界级科学家联名发表《迈瑙宣言》，指出科学是通向人类幸福生活之路的同时，也在向人类提供自杀手段。
随着现代人们对科学深入不断的反思、对重新实现人文与科学平衡的不懈探索，科学发展新的模式正处于历史建构之中，道德与科学结合，以人文理性支配和引导科学理性，无疑将成为以后科学建构的基本思路。我们之所以长期在科学技术方面有发明创造性，并且成就举世无双，这在相当程度上都和类比思维之擅长和保持相当大的活力有关，这种擅长与活力，不仅是想象力的源泉，而且也是中华民族富于创造力的源泉[16]。所谓气，泛指一切状态，物质状态是气，精神状态也是气。世人一般将全知全能赋予上帝和神明，但马克思说，我们要把宗教夺去的内容——人的内容，不是什么神的内容——归还给人，所谓归还就是唤起他的自觉[13]，只要唤起人的自觉，开发出人固有创造潜力，灵感甚至能自觉运用，人就有可能内在地具有象神一样的本领（当代智能化实践已经外化实现了很多这方面的能力）。
恩格斯即肯定了辩证法的这种功能：它为一个研究领域向另一个研究领域过渡提供类比，从而提供说明方法[18]。[6][18]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3卷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12年，第491、492、874页。将来科学的创造性思维，未尝不可把内外向实践方法结合起来，如欧文·拉兹洛提出的广义进化论指出的：要努力通过改变人类的内在限度，为未来人类进化指明道路[10]。[22] 与西方强调信息横断面的空间结构分布属性不同的是，我国学者发展了对信息作为时间延续属性的功能性认知，将时空结构信息混融在一体的整体状态作为第三层物质的根本内涵，并把它与中国古代科技公认的气论基础结合起来。
守正创新在科技战略规划、科技重大创新等方面的意义同样不可低估，塑造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，让科技更好增进人类福祉[2]势在必行。比如，高攀龙言此中境界无穷，阶级无穷，非实修实证者[9]不能了解这一心性修为过程，这里的实证是一种内向的实践方法（不完全等同于伦理道德实践），就是通过认识、强化、更新自身生命历程，从而认识、改造人和自然的关系、大自然属性的方法。
控制论创始人维纳曾说：信息就是信息，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。惜乎人类不仅把科学技术作为征服自然的工具，亦作为同类更大规模相互厮杀的武器。
比如儒家经典《大学》中有这样的话语：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大量身心健康养生的内容，可能远远超出了中医的范围，如果结合这些基础性观念，在现代科学基础上加以挖掘、创新，带来的将是如马克思所说的人的科学文明的提升。至于这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，马克思没有明确说出——应该是基于科学与人文的协调与统一，为综合的、整体的大科学比如，高攀龙言此中境界无穷，阶级无穷，非实修实证者[9]不能了解这一心性修为过程，这里的实证是一种内向的实践方法（不完全等同于伦理道德实践），就是通过认识、强化、更新自身生命历程，从而认识、改造人和自然的关系、大自然属性的方法。但这并不是说，类比推理或推类逻辑在近代科学产生以后就失去效用。气是无生命、无意识，而为生命和意识的基础。
中华民族经历了长期的学习和跟踪，现在有条件进入独创阶段。20世纪以来大规模引进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，弥补了中国人逻辑思维的短板，但是科学发现、技术发明的特殊方法，像西方文化中同样重视的直觉和灵感等创造性思维（属于非理性内在体验过程）则无法复制。
李约瑟把中华科学技术反映的世界观称之为有机的自然观，尽管这一表述有相对西方机械自然观的语境，但客观上透露出，有机的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，是关照生命的、不危害生命的科学技术，形成的是系统整体的人文与生命科学相融的知识体系。[25]欧文·拉兹洛：《微漪之塘——宇宙中的第五种场》，北京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04年，第292、213、346页。
开展科学研究、技术开发等科技活动要遵循一定价值理念、行为规范。一切物的构成材料，则谓之气，气是万物本原。
比如儒家经典《大学》中有这样的话语：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我国古代天人合一观念使人们在研究、探索自然时，顾及人的价值选择，故人文性非常突出。李约瑟认为，不应把传统的中国科学看作近代科学失败的原型：虽然古代中国科学思想没能产生来自西方的科学范式，但却有可能为将来的新科学开辟途径。不能学了别人的长处，把自己的优势丢掉了。
[27]由于哲学上我们很难确认意识的物质性，对之展开实质的研究遭遇到极大困难。问题在于，我们要另辟蹊径，发挥自己文化蕴含的特殊方法论优势。
在对比中启发、爆发思想火花或灵感，产生创造性的思想。毛泽东早在1943年就特地明确指出，精神是一种特殊的物质[29]。
[7]习近平：《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、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》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14年，第3页。但实证在中国文化里除了观察和实验，还有另外一层内涵。
近代科学应用于技术生产的非人性化，表明它是和这个时期的制度阶段相适应的。超越养生和医疗并逐渐形成的中医哲学、中华哲学理念，对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、科技的重大突破，意义不可小觑。发明大师爱迪生也有句名言：天才就是1%的灵感加上99%的汗水，我们往往忽略了其后半句的转承：但那1%的灵感是最重要的，甚至比那99%的汗水都重要。[7]指南针、火药、印刷术等发明，预告了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的到来，变成了西方科学复兴的手段，变成了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。
西方哲学、科学一直采取对意识从外向内的研究途径（体现在脑科学的进展中），这是有很大局限性的。通过类比推理，不仅使思想、进行说服教育具有形象性、生动性，在仿生学领域曾做出了许多重大的科学发明。
至于这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，马克思没有明确说出——应该是基于科学与人文的协调与统一，为综合的、整体的大科学。三是时空结构信息混融在一体的整体状态，质量、能量均处于隐伏状态。
2020年我们成立了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今年初还印发了《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》，都在给科学注入价值，以使科学精神和道德理想结合、科学与人文精神相融。这一科学方法辅有形象、直观、感性的图像、符号以及数字等象数工具揭示客观事物规律，通过象征、类比等途径把握世界联系。
